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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2015-03-03    汗青网 资中筠 3014次

 2011年10月8日,北京,《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

 2011年10月8日,北京,《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 

本文为资中筠先生在《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的发言,经资先生审校,题目为编者所拟。

 本文为资中筠先生在《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的发言,经资先生审校,题目为编者所拟。

 

2011年10月8日,北京,《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资中筠。

 

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因为大家提到的问题很多,我自己想的问题也很多。我就从最后杨继绳先生的发言说起。


第一,我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了,今年一百周年要给我发请帖,我婉拒了。我觉得已经面目全非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现在变得像是一个大官僚机构,非常势利眼,向权力和财富聚集。可惜的是他们招来的,真的是全国分数最高的学生,智商很高。现在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有点招天下英才而摧毁之,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件事情常常使得我晚上睡不着觉,我们的教育制度是我忧虑非常深的问题。


第二,关于悲观或者乐观的问题,我也可以说,我基本上是悲观的,但是也不能说悲观到什么事都别做了,像梁先生说的,等着船往冰上撞,同归于尽算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有一口气在,我们那么多人,我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怎么样使这个社会变得做好人容易一些、做坏人代价高一些,最好向这个方向努力。


第三,谈到“启蒙”问题。这里,再从我的人生经历补谈一点对启蒙的认识。


我这个人胸无大志,没有做过什么大事,也无意救国救民,做不到。我实际上只是欲罢不能。现在资讯发达,不管是不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有的情况知道了,就不能假装不知道,不能无动于衷。想到什么问题,没有办法,我非要去想,非要去写不可。有人写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不敢当。我现在的生活比大部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好许多。例如我享受医疗保险。那么多人没有医疗保险,我不能等到医疗保险覆盖到大多数人的时候再报销医疗费。即使这样做,也没有用。在50年代非常理想主义的时候,也确实有过这类想法,比如说1958年的时候,我和陈乐民都在国外工作,听说国内“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们机关也在院子里大炼钢铁,我们很遗憾不能参与,将来共产主义建设成功了,少了我们的参与,觉得非常遗憾。等到1959年,忽然又听说国内吃不饱饭了,物资非常匮乏,我们就坐不住了,我和陈乐民以及另外一位年轻同事,一同向领导申请调回去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自己在这个时候在国外养尊处优,吃得那么好,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过了不久,我们真的调回去了,不是因为领导觉得我们应该回去挨饿,而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和苏联开始吵架。回去之后,过了几个月真的尝到了吃不饱的滋味,我得了浮肿病,每天早起睁不开眼。那个时候有干部下放锻炼的政策,我们也是主动要求下放到农村,这是自愿的,不是像“文革”时候那样被迫下放。我留在北京,陈乐民被批准下去了,真的差点饿死。有一次晚上他饿晕了,正在看水,掉下水沟,那个水沟是不深的,但是他没有力气爬上来。,正好有一个老乡看到了把他救了,否则真的填沟壑了。不过平心而论,当时“中央下放干部”还是不能让他饿死的,就给送到县里抢救了,其实就是打了几针营养针。一般农民就没有那种待遇。所以,挨饿也有不同等级。正如雷颐先生说的,我们一般“干部”,止于得浮肿,高一点级别的有营养补助就可免于浮肿。真正大批饿死的基本上是普通农民。有人看到今天的贫富悬殊,以为那时比较平等,是不对的。


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只觉得跟大家一块挨饿比较安心,要是在这个时候不挨饿是不光荣的。那个时候信息都是封锁的,我们对实际的上情、下情都不知道,上面说什么信什么:说是因为自然灾害、苏联捣乱撤走了专家,我们就深信不疑。其实只要稍微用脑子想一想,撤走专家最多会影响工业,怎么会影响农业呢,农村又没有苏联专家?但是我们脑子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过。


所以,愚昧到这样的程度,即使“后天下之乐而乐”,一道饿死也是糊涂鬼,也解决不了广大百姓的饥荒问题。那时全国大多数人都在愚昧中。当然,也有不愚昧的,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明白,但是他们被压下去了。关于彭德怀问题的实情,我当时也不了解,只知道他“反党”,具体情况是对我们封锁的。所谓启蒙,就是说你只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探求事实的真相,本来是常识性的问题,非常容易明白,但是当时就想不明白,或者根本不去想。


但是从那个以后,特别是经过“文革”,逐渐明白起来,不同的人觉悟有先后。到否定“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是一次比较大的启蒙运动。人们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只要打破了迷信,思想就解放了。同时许多真相也逐渐透露出来。可惜这个也很不彻底,很曲折,正如胡先生说的,启了又蒙,蒙了又启。


所谓启蒙,不用太高深,一个是把事实弄明白,不在谎言里生存;还有一个是用逻辑来考虑问题,什么事情是不合逻辑的?现在有很多说法,既不顾事实,逻辑也不通。比如说,我们六十年来辉煌成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够实行西方“那一套”,因为我们社会主义是为广大人民的,理应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就是说社会矛盾更加小,更加人道,普通的底层的人民应该享受更多的幸福。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的贫富差距比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要小得多。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性体现在哪儿呢?于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来了,说我们是初级阶段,才走了三十年。资本主义国家在18、19世纪的时候,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老百姓生活很悲惨;当提到当前频发的矿难以及严重的职业病等等情况时,就说发达国家19世纪就这样。那么,我们现在算什么社会呢?因为社会主义是谈不到原始积累的,社会主义是在高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长处在于效率,在于大大地解放和提高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不平等,所以出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关注弱势群体。事实上,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从那个时候进步到今天这样,就是因为建立了宪政和民主制度,广大劳动人民才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施加压力,能够监督公权力,同时也能够通过各种法律来规范市场,限制资本的为所欲为。当然随时还会出现新问题,总的是向着更加人道的方向发展。如果这些都不能做的话,我们到底算什么主义?这是我想不通的问题。所以要用事实和逻辑来考虑问题,考虑清楚了,就是启蒙。启蒙不是某些人高高在上教育别人,而是互相启发,用自己的眼睛看事实,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并不是那么神秘的一件事情。


当然,还必须说明,“启蒙”不是万能的。因为许多情况下不是不明白,而是利益所在,或是明知故犯,或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歪曲事实,制造一套歪道理,误导公众。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第四,我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坐而论道,我做不到起而行,茅于轼先生自从退休以后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且他真正的是为底层老百姓着想,并且把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方向带到最贫困的农村,并不是像现在哪个大款到处撒红包,不是那种扶贫,而是他十几年来孜孜不倦地创立了很多模式。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有很多人和他在一块,在他的感召之下有很多年轻人跟着一块做。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很多打压,很多辱骂,甚至于有暴徒要揍他,但是他完全不温不火,无动于衷,不生气,但是他绝不放弃,也绝不后退。对于这样的人,我自愧不如,他还比我大一岁,他现在又飞到宁夏去,他还在到处奔波,我对他非常佩服。当然,令我佩服的人不止这一个,有很多比我做得好。


我坐到这儿,想到一些事情,这是欲罢不能的。因为现在资讯特别发达,因为有网络,而且我是被动的,我收到人家寄给我好几十份的报刊杂志,这里面透露很多信息。光是纸媒,现在有一些不错的,有一些我佩服的记者,他们是做深度调查的,让公众了解真相。我了解了这些事实以后就不能无动于衷。我曾经以为退休之后应该写像《闲情记美》中的一类文章,我还有很多书要看。有人说我自己已经衣食无忧了,过得好好的,所以吃饱了撑的要自由民主了,没事儿干了就要自由民主,好像自由民主是一种奢侈。其实是相反的,我要是没事儿干了,我过得好好的,我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事都不干,我家里有那么多好书,有琴,有音乐,有唱片,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事情?但是我已经知道了,就欲罢不能。我遇到不同的人,对于生活有不同的取向。有的饱学之士就是愿意躲在“象牙之塔”做自己的专业,也无可厚非,应该得到尊重,只要他不助纣为虐,帮助愚民。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压出一个乾嘉学派,钻到故纸堆里做考据、训诂,对学术上也有贡献。每个人的生活去向不同,都应该得到尊重,不能强迫别人都和自己一样。


又如何方老先生也是自己过得好好的,他级别比我高,待遇更好一点,但是他就对我说,我之所以不能释怀的是现在的弱势群体太苦了,还得写。另外,他十几岁就入党,他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他看到官史中充满着那么多的谎言,就要把真实写出来,对历史有个交代。这也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也是欲罢不能,也不一定是要怎么样,就是内心深处必须要这样做,那也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我有很多别的东西要写,但是刚要写这个,就被一个什么消息使得我拍案而起,愤怒得不得了。比如,最近渤海湾的污染使得我非常地忧虑,美国墨西哥海湾的漏油事件的处理是一鲜明对比,他们的媒体天天都在盯着,英国石油公司的发言人天天被媒体追问到底采取什么办法,这个办法有效没效,结果发现没效,再用其他的办法,今天清了多少,明天清了多少。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被美国国会召去质问,狼狈得没法说,天天在那盯着。而我们国家媒体报道墨西哥湾的事比对我们自己这次漏油的报道还多。最后英国石油公司赔偿赔得伤筋动骨,非常地多,首先就搞一个二百亿美元的资金账户放到那,到底附近的老百姓受到多少损失还没有最后算出来,到现在还没有算完,一点一点地赔。对比之下,我们渤海湾的漏油是非常严重的,影响极为深远,谁来管这件事情?当然,说是现在正在管,正在调查,但是到底谁在管?康菲公司说是外国公司,其实是我们中海油控股的公司,有国有资本在里面。这件事情就使得我不得不忧虑,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渤海的污染要影响到我的生活,那还很远,但是就是觉得放不下,而且还很生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后来我想到一个医学上的说法:有人痛点比较低,有人痛点比较高,痛点比较低的人刺他一下就比较疼,要叫喊。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非正义和丑恶现象可能痛点比较低,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我就觉得不能容忍,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崇高伟大的目标,一定要救民于水火,不认为自己有这种可能性。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受到启发,能够多一点地了解事实和按逻辑思考问题。


第五,关于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我现在的研究国际问题跳出了以国家和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自己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的时候,我写东西也是这个取向的,但是越来越觉得可以换一种角度看问题。看历史也不是看哪个皇帝疆土最大就是最好,国强民不一定强、不一定幸福,我越来越倾向于以个人为本来考虑。我现在不愿意用“人民”这个词,因为“人民”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以“人民”的名义危害了不知道多少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生命和权益。所以,真正的“以人为本”是以一个个人来考虑问题,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加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是独立的,加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得到了幸福,这个群体就是幸福的。至于国界的边界要划在什么地方相对说来是次要的,这句话说出来可能要被人家骂“汉奸”。“君王杀人知多少”这篇文章,就是从汉武帝想到而写的。我不是凭空的,完全有事实根据,我也不是学历史的,就是从《资治通鉴》整个西汉一路捋下来就可以知道,也不用讲老百姓死了多少,三品以上的官员,真是不知道杀了多少,而且汉武帝被我们认为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


为什么军阀混战的时代反而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那么活跃呢?因为管不了。从积极方面讲,有好的文化政策的时候就是比较宽松自由的时候。从消极方面讲,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客观上就比较有利于文化繁荣。


最后,在《炎黄春秋》二十周年的时候让我题字,我就提了四句话:“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这几句话愿意与大家共勉。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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