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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悲剧背后的基层干部角色
2013-12-12    汗青网 龚瑛 2490次

慈母因生活所迫毒杀脑瘫双胞胎,20多年吃苦无数,含辛茹苦,而她最终被迫放弃。因为她已经别无选择,因为20多年政府的不作为。才46岁却已一头白发的武文英犯了法,但遭遇让人心酸。

慈母因生活所迫毒杀脑瘫双胞胎,20多年吃苦无数,含辛茹苦,而她最终被迫放弃。因为她已经别无选择,因为20多年政府的不作为。才46岁却已一头白发的武文英犯了法,但遭遇让人心酸。

 

河南周口的《周口日报》曾刊发题为《母亲照顾脑瘫双胞胎19年》的报道。在这篇弘扬正能量的文章中,母亲武文英被赞为“慈母”,政府部门则送来轮椅和500元钱,以及兄弟俩每月共60元的低保待遇。然而,曾对媒体说“只要我活一天,就会照顾他们一天”的武文英,在1个多月后却准许孩子喝农药死去。

 

在我国农村,这绝非第一起悲剧,也非最后一起。500元慰问金、轮椅和每月60元的低保远远不够,加上长期的家庭操持,还有时不时的家庭暴力,导致这个女人最终无法承受。诚然,这源于国家救助体系不够完善,但是,我们更需要看到,家庭悲剧背后基层干部角色的缺失。

 

武文英的丈夫高松中求过政府。十多年前,他去找过村里两回,“谁也不管,说几句不好听的,太丢人。”之后他就再也不找了。三年前,河南省实施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武文英的脑瘫双胞胎在救助范围之列。然而,因为“不了解详情”,负责村日常事务的大队会计魏广运没如实上报情况,让兄弟俩错失了机会。

 

毫不夸张地说,魏会计的“不了解详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家庭的命运。在双胞胎死亡后全村人的沉默,以及3000村民为武文英求情的签名簿面前,魏会计的“不了解详情”有多少可信度?

 

文化素质低,对相关政策、救助体系不了解,是武文英夫妇的现实情况。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寻求政府救助的主动性严重受限——并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在他们眼里,找村里的干部就是向政府“张口”的唯一渠道,一旦碰壁,再无路径。

 

村干部的“不了解详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成了这起悲剧的导火索。他们作为政策末端的执行者,确实左右着某些村民的命运。

 

这起案件,也让人想起另一起悲剧。南京“饿死女童案”中,21岁的乐燕作为两个孩子(3岁和1岁)的母亲,将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孩子锁在家中,自己出去吸毒玩乐,最终导致孩子活活饿死。

 

乐燕悲剧的成因之一,在于她没有接受教育,小小年纪时就混迹社会并沾染上毒品。不能上学,是因为没户口。没户口是因为“她的监护人没来申报”。而事实上,乐燕的爷爷多次前去申报户口,却屡屡碰壁。乐燕的爷爷,一直是乐燕事实上的监护人,户籍警却非要找乐燕的父亲。

 

虽然不能说地方政策的无法变通,最终导致了这位母亲成为罪犯,但在悲剧中成为关键一环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管是毒杀脑瘫双胞胎的“慈母”武文英,还是饿死两名幼童的母亲乐燕,个体悲剧背后,都有基层人员“懒作为”的烙印。在弱势群体的认知里,基层工作人员几乎是寻求帮助、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这些人是否能主动作为,影响着很多事情的最终走向。

 

眼下,在一些偏远农村,由于财政拨付给村干部的工资每年不过几千元,加上村委会没有自有收入,村干部兼职的现象很普遍——一边在村里任职,一边出去打工,对于村里“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工作,也就习惯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这样一来,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救助政策就难以得到有效落实。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纵然我们有日益健全的救助体系,但如果长期忽视政策传输末端的作用,也难保好的政策不变味。

 

在各种基层,类似的工作人员普遍存在。北漂小伙回乡办护照遭遇的种种刁难,准爸妈为办一张准生证“跑断腿”……此类事例,说到底,都是政策末端执行者“捣鬼”造成的。有时候,我们寻找最美,或许就是因为基层让人感受到的更多是“不美”。

 

或许我们习惯了办事窗口特有的冷漠,习惯了村干部的敷衍塞责,当这种习惯的后果以一种极端方式呈现时,我们是否也该有所悔悟:并不是所有忍受,都能换来“海阔天空”的结局。拒绝习惯性忍耐,学会用较真维权,用行动督促基层人员改进办事作风,或许才是更有意义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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