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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主义与中国
2017-09-11    汗青网 (清末民初)... 1974次

辜鸿铭

辜鸿铭(1857718日——1928430日),名汤生,字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他学贯中西,在爱丁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又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土木,后赴巴黎大学攻读法学,回国后始补国学。他用英文和德文翻译了四书之三——《论语》《中庸》《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和《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自译为《春秋大义》)等书,向西方人讲述中国的文化和精神。曾经和泰戈尔同年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中国第一个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人。他精通西学,却服膺中国传统文化,乃至甘为遗老,拖着一条长辫与整个时代对抗。他是第一个不遗余力地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的中国人。他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大声抗辩,抨击西方物质主义文明,大力宣扬本土文化精义,结果不为时人所接受,却在西方世界备受推崇。百年回望,北京大学蔡元培主政时代,严守传统文化阵营的辜鸿铭,又怎是狂热吹崇西化、打倒孔家店的所谓新文化阵营的数典忘祖之流所可仰观?

太唐

民主的本质是民本,失去了民本内核的民主制度本身毫无意义。事实上,一个完全按照民主操作程序所民选出来的政府不一定有效率,甚至腐败、短视、不负责任、被利益集团操控、不关心公共利益,乃至犯罪。民主的制度为什么必须是一人一票、公开普选呢?如果一种制度能体现人民主权等民主价值,为什么不能称为民主制度呢?其实,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也未必一定是通过国会等形式的外在制衡,它还可以通过许多其他的方式去实现,比如礼乐、谥法、史记、清议、谏议等,特别是君王自心的仁爱与柔软,而这内在的本性上的道德律往往具有更强大与恒久的力量。“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亦竭诚尽敬以致之。”群贤毕集的朝堂之上,先忧后乐,“文死谏,武死战”。社会上,道行天下,人皆崇德行义,以和为贵。自上而下,内外兼修的系统性特质,造就了维系不坠的中国古代民主社会。蓦然回首,祖先们早就超越了无谓的表象程序之争,直接冲着民本的本质去建设国家与政府。中国历代君王礼敬天威,野无遗贤,民贵而君轻,本质上方是真正的抛却概念之争的真民主。


(一)


上星期在北京剧院(Peking Pavilion,放映了一部题为《红色灯笼》的影片,那是一个美国脑瓜的产物,目的是要展现1900年发生在北京的著名的“义和团之乱”的场景。这很好笑,但对于那些生活在北京,或者至少对中国人及其生活方式稍有了解的人们来说,则显得异常荒诞,同所有美国人的大作一样,正像一位俄罗斯女士对我说的,它实在愚蠢无聊之至。


现在,我手头有一部名为《中国与远东》的书,它是美国的著名专家们在1910年克拉克大学二十周年庆典上所做演说的汇集。该书的序言告诉我们,“这些演说的目的有两个:首先,它强调了在学校或学院的工作中,展示远东发展前景的重要性;其次,它旨在增进普及工作,使人们对远东的现状有一个更普遍和更准确的了解。”这种美国脑瓜的产物,与在北京剧院放映的影片《红色灯笼》没什么两样,虽然也非常有趣,但对于真正了解中国和远东的人们来说,同样是极其荒谬的。


为了说明美国人的中国与远东观同影片《红色灯笼》是何其相似,让我先来引用该书编辑、克拉克大学历史系主任乔治·H·布莱克斯理(George H.Blakeslee)博士在该书序言中的开篇语。这位博学的美国教授引用了被他称之为威廉·H·西沃德预言(Prophesy of William H.Seward)的话说:“太平洋的沿岸、它的岛屿,以及除此以外的广大地区,将成为世界伟大的未来中重要事件的主要舞台。”接着他又引用了美国预言家西奥多·罗斯福的话说:“随着美洲的发现,地中海文明销声匿迹了!大西洋时代正处于发展的顶峰。太平洋时代注定要成为最伟大的时代……而现在正是它的黎明!”


先看看这组词汇,“世界的伟大未来,”并用大写字母标出了“未来”二字,然后突然间“黎明”又出现在太平洋上。你将会看到美国人对于远东前景的描绘多么像一幅“电影画面”!


这位博学的美国教授接着说道,“远东正在发生着极为重要的运动,它将进入宪政自治阶段。这种进步如同被欧洲历史所清楚证明过的那样,不过是符合政治进化自然法则的一种必然。从罗马帝国的灭亡至今,欧洲经历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统治阶段:首先是封建主义,继之为专制主义,最后是宪政主义。”“这个时代——这个宪法保障时代,欧洲行将完结,而亚洲则刚刚开始。”最后,他得意地宣称:“正是西方文明的教诲、榜样和激励,将指导远东民族如何摆脱那些标志着欧洲政治自由呱呱坠地时的那些痛苦和恐惧!


毋庸置疑,所有这一切的确非常美妙。但是,有谁想去了解这个伟大时代——这个欧洲已近完结而亚洲则刚刚开始的宪法保障时代又将怎样结束?从人们看到或听到的欧洲现状、特别是俄罗斯的现状来看,我认为,宪法保障时代将伴随着欧洲人民的“完蛋”而结束!那么在中国,宪法保障时代的结果又如何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结局是,中华民国的一位总统在广东,手执一张写着“宪法”的秽纸,口袋里一文不名,狂怒地挥舞着拳头,因为外交使团拒绝给他海关税的盈余额;【按:19211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42日,非常国会开会,取消军政府,声称组织正式中华民国政府,为广州中华民国政府,47日通过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于55日在广州就职。】而另一位在北京的民国总统则在罗伯特·霍顿爵士(Sir Robert Hotung)和香港总督的陪伴下安然地品着茶。他看上去很快活,因为尽管政府破产,甚至不能为政府大学里的教授们发放薪水,而巴黎的大学还授予了他一个博士学位,当三个厉害的军阀在天津实际统治着中国时,他便被彻底地抛弃了。【按:指徐世昌】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到目前为止、宪法保障或宪法贩卖在中国的结果!


然而,极其严肃地说——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宪法保障或宪法贩卖时代通常是一个民族道德沦丧的时代让我来阐述其中的道理。


在中国,直到那位博学的美国教授所说的,“受到西方文明的教诲、榜样和激励”之前,中国人都没有一部现代意义的成文宪法,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种东西。但是中国人为什么不需要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成文宪法呢?原因有两条。其中一条是非常简单的。这就同要求中国君子在旅馆或饭店用完餐后登记帐单一样,没有必要。因为廉耻心使中国的君子尽管不必登记帐单,却常常如期付帐。这种廉耻心也使得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君子们在没有任何成文宪法的情况下,绝对地臣服于他们曾经承认为他们的皇帝的那个人。同样的廉耻心也使得旅馆或饭店的经营者们在没有任何帐单的情况下公平合理地对待那些君子,使得中国的皇帝在没有任何宪法的情况之下,尽可能公平合理地对待他的臣民。这便是在旧式的中国,人民为什么既没有也不需要成文宪法的原因之一,即在旧式中国,中华民族拥有廉耻之心——一种道德标准,正像你们所见到的,甚至在旅馆或饭店的经营者与他们的客人关系上,也并不像在欧美,在他们能够履行其道德义务去付帐之前,还要求登记帐单。


在旧式中国,人民不需要成文宪法的另一个原因则很难解释,特别是对某些人,如一位美国女作家所谓的“道德上的矮子”的那些人来说,就更是如此。卡莱尔说过:“君主统治我们的权利,不是一种神圣的权力,就是一种魔鬼般的邪恶。”另一方面,甘露德先生为上海《字林西报》撰文则说:“神圣的君权(或者如甘露德先生所谓的‘帝王的光环’),全都是些虚幻(moon-shine)。”但是,君主统治我们的神圣权力果真全是虚幻吗?如果君主的神授之权全是虚幻,那么我将认为在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之间的、被称之为“友谊”和“爱情”的东西也是虚幻。然而,在中国,举例来说,一个人称另一个人是他的朋友时,他认为友谊——他和另一个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并非是一种“功利”(business)关系,而是一种神授的、天然的关系(天伦,divine relation)。原因何在?因为友谊的动机不是图钱,不是图利,而是激于感情、情操,激于那种神圣的敬重、赞赏和爱的情愫,这种由天然情感激发的关系,是神圣的天伦关系。作为例证,我要在这里提到一位现居北京的中 国老人,他为我提供了一套月租可达五十多美元的房屋居住,至今已满十年,他知道我每天只能勉强糊口,因此每当我付给他房租时,这位老人都会被震怒,并责怪我不懂得友谊这个词的含义!


如同卡莱尔将君王的权力称之为神授天赐之权一样,我们中国人则把君主或皇帝与他的臣民之间的关系说成是一种天伦关系,之所以如此称谓,是因为这种关系既非激于一种金钱的动机,也非激于一种功利动机,而是激于一种神授天赐的天然情感(divine passion)。孟子曾经说过,“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孟子在此所谓的“心之所慕”,正是我所说的“天然情感”,也正是“心之所慕”和“天然情感”,而不是成文宪法,把中国和日本的皇帝与他的臣民联结起来。


在日本,你能够从已故乃木西典(Nogi)将军庄严、高贵而美好的死中看到这种天然情感,这种“慕君之心”的表现形式——他死得太神圣了,甚至在这种公众场合谈到时,我仍感到“osoreirimas”(激动,以为了不起)。在中国,你也能从义和团事变期间的那些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们——正像一个英国军官所描述的,“面对现代欧洲人的枪口”、“愚蠢疯狂不顾一切”的冲锋行动中,看到这种天然情感,看到中国人民对其皇帝的“这种敬慕之心”的具体表现。奇怪的是,美国的教授们竟还说什么:他们必须到中国来教中国人“爱国主义”。


换言之,中国人在选择他们的皇帝时,并不像美国人选择他们的总统那样,认为这个人将促进他们的利益,会为他们做“好事”;中国人选择皇帝,是由于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在他们的灵魂中,认为他是一个绝对比他们自身更优秀更高贵的人。这种对于一个人的高贵品质所产生的感情或赞赏,就是卡莱尔所谓的“英雄崇拜”。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因此,并非是什么成文宪法,而是孔子在此所谓的“尊贤为大”和卡莱尔所谓的“英雄崇拜”,即我们称之为天然情感的东西,将我们对于过去、家庭、国家和故土的记忆缠绕在一起——并赋予旧式中国的皇帝那种甘露德先生称之为“光环”的“神圣之权”,使得他的臣民不仅遵从他,而且当他有召唤的时候,去为他而死。这就是在我看来,直到那位博学的美国教授所说的“受到西方文明的教诲和榜样和激励”之前,中国人都没有一部现代欧洲人意义上的成文宪法的第二个原因。


简而言之,中国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成文宪法的原因有二:第一,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廉耻感——一种高度道德标准的民族;第二,中国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础不是“功利”,而是道德。一句话,中国人之所以没有成文宪法,是因为他们拥有道德宪法。


说得更明白些,在旧式中国——在日本也是如此,我在此想提醒那些谈论宪法和普遍选举权的日本政客们注意——皇帝与人民的关系是一种道德关系,而不是像一个廷巴克图的“壕沟”(trench)吧女与一个廷巴克图股票经纪人之间的那种“功利”关系。事实上,正如在欧美那种称作单据和宪法的“纸条”必不可少一样,只有当一个民族的人们沦落到廷巴克图股票经纪人和“壕沟”吧女那样的道德水准时,他们才不得不在其统治中依靠成文宪法。因为恰如孔子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像廷巴克图股票经纪人那样的人)喻于利”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我认为那位博学的美国教授所谓的宪法保障或宪法贩卖时代,往往是一个民族道德沦丧的时代。我在二十年前的义和拳之乱后所著的《尊王篇》一书中写道:“今日世界上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并不在中国——尽管中国人正遭受着它所带来的痛苦——而是在欧美。无政府状态的真正标志或检验尺度,并不在于一个国家是否或多或少地出现无序或管理不善状况,它的真正标志别有所在。‘无政府状态'Anarchy)—词在希腊语中的字面意思是‘无王’。‘无王’或无政府状态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个民族中缺少真正有能力的君主。第二阶段是国民们公然或隐然不相信君主政体的统治。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坏的阶段,是国民们不仅不相信君主政体的统治,甚至连‘君主政体’也不相信——事实上,丧失了辨识‘君主政体’、人本身的道德价值或尊贵所在的能力。在我看来,现在的欧美正迅速地接近无政府状态的这最后和最坏的阶段。”


“这个伟大的时代——宪法保障时代,欧洲已行将完结,而亚洲则刚刚开始。”当那位博学的美国教授在说到上述这番话时,我想他所指的正是无政府状态的最坏阶段。的确,当我看到目前的事态,这个伟大的宪法保障时代在此次大战后将欧洲人民所带入的状态,并听到中国那些受西方文明的教诲与榜样激励的发狂而愚蠢的共和佬仍在大谈宪法和国会时——《圣经》中的这些话就进入了我的脑海:Quare Frumuerant gentes et populi meditate sunt inania?译成英文就是:“为什么野蛮的异教徒相互争斗(即中国人所谓的蛮夷相争),同时人们却想象着着那些徒劳无益的事情?”


最后,请允许我为你们咏诵非常中国化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几行诗。它将比我已经说过的或能够说的一切都更能为你们描绘出中国人的精神:一种宁静而如沐天恩的心境。在某种程度上,它将表达出我无法言状的内容,即中国式的人那种灵魂与智慧的美妙结合,那种给予真正的中国人无法言状之温良的宁静而如沐天恩的心境。华兹华斯在《廷腾寺》诗中说道——


我同样深信,是这些自然景物

给了我一份更其崇高的厚礼——

一种欣幸的、如沫天恩的心境;

在此心境里,人生之谜的重负,

幽晦难明的世界的如磐重压,

都趋于轻缓;在此安恬心境里,

慈爱与温情为我们循循引路——

直到这皮囊仿佛中止了呼吸,

周身的血液仿佛不再流转,

躯壳已昏昏入睡,我们成了

翩跹的灵魂;万象的和谐与愉悦

以其深厚的力量,赋予我们

安详静穆的眼光,凭此,才得以

洞察物象的生命。


这种能够使我们洞悉物象内在生命的宁静而如沐天恩的心境,就是富于想象的理性,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我曾经问过被外国人称之为中国政治通的美国记者甘露德先生,他对于中国历史都了解些什么?他的回答是:“你们有什么历史?你们中国人的历史除了皇后和妃嫔们之外,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我引用贺拉斯(Horace)的话对他说:“是的。”


Nam fuit ante Helenam Cunnus teterrima belli Causa.”(因为从前,特洛伊的海伦,那个最不可思议的尤物,成为战争可怕的起因。)在本文上篇中我说过,成文宪法时代常常是一个民族道德沦丧的时代。为了证明中国历史除了皇帝的皇后和妃嫔们之外,还包涵其他的内容,我打算对中国的历史做一简要说明:首先看看,我们中国人是怎样同今天的欧美人一样,也曾一度变得道德堕落的;其次,看看后来的中国人怎样因为道德的沦丧,不再靠道德标准来统治,而是诉诸法学家的律令和一种成文宪法的;第三,看看法学家的法律和成文宪法又是怎样为布尔什维主义所取代;最后,看看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怎样被打倒,真正的民主政府又是怎样在两千年以前建立起来。


几天前,一位来自北京某大学的学生,给我看了一本名为《政治学大纲》的书,他说他必须通过一个考试。我告诉这位年轻人,如果他不赶快忘掉这本书中的一派胡言乱语,他将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傻瓜!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洛克,再到现代的卢梭和赫伯特·斯宾塞,所有欧洲政治科学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们关于国家起源和存在理由的全部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它是基于那种对物质利益的渴望——渴望人身和财产得到保护,或像卡莱尔所说的,保护人类第一次由自身构成的社会、那种被称之为国家的东西的“猪与猪槽”。但是我重申一遍,这种假设是错误的。的确,正像某些人所指出的,甚至人类的穿衣,最初也不是出于御寒的物质需要,而是激于内在的追求美观的道德意识,即追求体面。由此,你们可以明白中国那些发狂的没有灵魂的共和佬、那些剪掉辫子、穿上欧洲人的吸烟服的人之愚蠢昏馈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从功利角度来考虑,辫子是很不方便的,而吸烟服则更为实用。——可他们并没有弄懂着装的真正意义。若仅仅把方便或“功利”作为目的,而不考虑美感和体面,那么在炎热的夏季或北京饭店灼人的舞厅中,男人和女人们竟还要穿衣服,那又何必!


如同人们穿衣最初并非出于物质或功利目的,而是出于道德需要一样,被称之为国家的人类社会,也同样有其道德根源。孔子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在原始社会早期,一个男人遇到了一个女人,他们相互吸引,不是激于动物的性冲动,而是第一次激于人类的情感,激于天然的爱的情感,从而结成夫妻;由于夫妻关系激于天然情感,那种被称为“婚姻”的关系就成了神圣的关系、一种天伦关系——即欧洲人所谓的“圣礼”。这样,婚姻的庄严与神圣就成为道德准则,即孔子所说的君子之道。一旦男女关系置于道德准则的统治之下,那么家庭就产生了。由家庭继而形成封建国家,那种封建时代早期的宗族国。


因此,我们看到所有人类社会,无论是家族还是国家,它的起源、存在的理由和根基,不是利益,而是爱,即人类的亲情。由这种爱与人类的亲情,生出一种道德准则、一种君子之道。如果没有爱、人类亲情和同情之心,你甚至不可能使男女在家庭生活中和睦相处,更不必说在社团、民族国家和国际联盟中保持和平了。因为,正如法国人茹伯所说的:“一个不自爱的人,也不可能公正合理地对待他的邻居。”(“Les hommes ne sont justes qu'envers ceux qu'ils aiment.”)


然而,一个国家为什么必须要有政府?换句话说,政府的起源和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前,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能够存在,他们必须首先具备某种道德准则,而这个道德准则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明。因此,政府存在的理由和真正的功能,不是去保护人身和财产,不是去保护“猪与猪槽”,而是为了保护这种称之为文明的道德准则。那么,是谁最先发明并赋予人们这个称之为文明的道德准则的呢?孔子在《书经》中说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在最初,是上天派来的圣人出而发明并赐给了人们这个称之为文明的道德法则,这些圣人就是统治阶层和教士阶层。在中国,犹如欧洲封建时代早期,统治阶层被称为“士”,一种武士,佩剑绅士;教士们则被称为史,吏,教师或教士,穿长袍的绅士。教士的作用是教化人们,使之理解道德准则,而武士的作用,则是捍卫和保护那称之为文明的道德准则,使之免于夷狄的践踏。


这就是中国的统治状态和社会状态,它相当于欧洲早期的封建时代。在这一时代,统治中国人的不是法学家和法律或成文宪法,而是统治阶层和教士阶层不成文的道德准则。因为他们维持着称之为文明的道德法则,人民因此安居乐业。


然而,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统治阶层和教士阶层堕落了。孔子的一段话对这种堕落何以发生做了注解,他说:“不有祝之佞,而有宗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从这里我们得知,那些本应该传授道德准则的教士们却沉湎于“搬弄口舌”,而那些负有捍卫和保扩称之为文明的道德准则责任的统治阶层、武士、佩剑绅士们,却醉心于“漂亮的外观”,穿起了红色花边外套,卷起了胡子。因此,在每个国家,在世界上,当统治阶层醉心于文饰外表、教士阶层沉溺于搬弄口舌的时候,你便可以肯定,那个国家和世界已陷入糟糕透顶的境地。


然而,在做进一步阐述之前,让我从那部我说过给予了中国红色灯笼观的美国人的书中,再来引述一段文字。中国通州的华北协和大学校长谢卫楼博士,在一个关于中国“新学”的演讲中说道:“中国的学术造就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字符系统。然而它在培养学生们的演讲这一重要的艺术方面却失败了。中国的学者们从未学会讲话。他们的头脑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但是舌头却被忽略了!最近,他们从西方引进了一个新事物,并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演说’。”


在这里,我要告诉那位认为“讲话”是教育中如此重要组成部分的博学的美国教授:演说,这个讲话和发言的艺术,几乎曾毁掉了中国的全部文明。在孔子时代,沉溺于“演说”的教士们,后来成为和自称为“儒”,他们传授政治科学(国策)和宇宙新理(异端),即:孟子视之为比洪荒时代的洪水猛兽还要可怕和危险的邪说。最终,这些教士们从“儒”变成了“说客”,即“专业演说人”或“宣传家”,像我们今天的濮兰德和辛普森这样的人。他们可以为任何愿意付钱的人们做关于“爱国主义”、“国际保护”和国家联盟的演说。张仪是这些专业说客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有一个流传下来的故事说,他曾经被控告犯了盗窃罪,几乎被打死,回家后他对他妻子说:“看一看,告诉我,我的舌头是否仍然安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高兴地喊道:“只要我的舌头还在,我就什么都不缺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当那位美国教授抱怨中国学者忽略了他们的舌头的时候,他是大错特错了!


总之,在中国,政治科学、宇宙理论和教士、宣传家们的“爱国主义”演说所产生的后果,是出现了延续两百多年的“战国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一直处在连绵不断的毁灭性的战争之中,它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难以言状的灾难和痛苦,而且也像今天的欧洲一样,毁灭了一切道德准则;事实上,把中华民族引向了道德完全沦丧的时代。


最终,在中国出现这样一个人,如同今日的威尔逊总统,他试图制止战争和军国主义,这就是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像威尔逊总统一样,秦始皇之所以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消弭军国主义,并非因为他是个伟人,而是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彻底地厌倦了战争和军国主义。然而,为了确保未来不再有战争因素,秦始皇把最著名的“擅言之儒”送进了一个深坑——共有四百六十人——将他们全部活埋了,并焚毁了他们的所有书籍。


至于那些统治者,在孔子时代醉心于穿红色花边服、卷着胡须的佩剑绅士——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乃至他们的子孙们都在两百年的战争之中被杀光了;在战争和军国主义被消弭之后存留下来的那么几个,则变成了狂热的“侠士”,热衷于暗杀、扔炸弹或毒气弹;秦始皇给他们披枷带锁,将其遣送到边境修筑长城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封建时代的旧式贵族中,教士阶层,祭司们,像一位现代学者所说的,变成了“乱道之儒”,而统治阶层、武士和佩剑绅士则变成了“侠士”或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并被彻底的消灭。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评论这一时期被毁灭的贵族,即教士阶层和统治阶层时写道:“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


一位日本绅士在北京对我说:“现在日本的军国主义已经完蛋了。”我对他说:“当你从现在的日本剔除了军国主义者之后,日本还剩下什么?”他回答说不知道。我告诉他:“还剩下些教授和官僚。”


在两千年前的中国,当封建时代的旧式贵族、武士和教士们消逝的时候,一种新式贵族便成长起来,这就是法家贵族和官僚贵族(吏)。正如我说过的,所有的道德准则都被毁坏了。官僚们为之建立了新法则——不是道德的、而是人为的准则,它称之为法律(law)。当一位对判决有异议的人向英国审判官问道:“大人,那就是公正吗?”他得到的回答是:“不,我在此所给予的是法律,不是公正。”为了实施“法官的公正”,即法律,佩剑绅士由一种专门被雇用的新的阶层所取代,这种新形成的阶层就是“gendarmes”,即宪兵——它被称之为“尉”。于是,正如我在本篇开头所说的,这时的中华民族完全变得道德沦丧,统治中国人的已不再是道德准则,而是法学家们的法律和成文宪法了。的确,在中国历史的这个时期,“宪”(constitution)字被凸现和彰显出来。然而,法学家们的法律和成文宪法,以及中国两千年前的官僚和官僚主义的最终结果,正如我们今天在俄罗斯所看到的,是布尔什维主义。


许多人,像威尔逊总统,都认为必须打倒强权专制,建立起公理专制。但是在建立公理专制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公理。马修·阿诺德说过:“公理是某种道德的东西,它指的是一种内在的认同和意志的自由遵从,因此对于其他那些倾心于自己新近辨识的公理的人们来说,企图把他们自己所理解的公理强加给我们的行为,是一种专制的暴行。”——最坏的专制暴行,是我们所知道的在欧洲某个时期基督教教会所施予的可怕迫害。


事实上,正是为了反抗秦始皇统治下的官僚和法学家们的那种公理专制之暴虐,所有的中国人都像布尔什维克一样揭竿而起,几乎毁掉了中国的全部文明。


终于,一位真正的伟人从众庶之中脱颖而出,他消灭了布尔什维主义,成为中国的第一位民主皇帝(Democratic Emperor),即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布衣天子”。他建立了汉朝。他用消灭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取代了官僚和法学家们的公理专制,即代之以皇帝的强权专制。他做皇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焚毁所有有关法律和成文宪法的书籍,就像现在乌嗄(Urga)的俄罗斯贵族那样,他颁布了名为约法三章的简短宪法:


I.——蓄意杀人者死

.——强盗必斩

.——所有的损害,都必须赔偿【按:约法三章原文为:“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然后当他宣告“乃公马上得天下”时,强权专制就建立起来了。伴随着这种强权专制,他在中国创立了第一个民主政府,正像我在《中国的治体》一文中所解释的,这种民主政府,通过建立皇帝的强权专制,向国内最有教养的人们的清议负责。正是基于此,我认为在两千年前,中国第一次创立了真正的民主政府。


通过对中国史的简短概述,我们看到,为了民主而真正使世界不安宁的不是军国主义者,而是教授和官僚们。教授们是受了错误的教育,而官僚们则只是半受教育,因此,对于教授和官僚们的疗治方法,是给予他们真正的教育。但是在他们拥有真正的教育之前,首先必须能有真正的政府,而在建立真正的政府之前,又必须首先建立“君主政治”。比康兹菲尔德爵士说:“我不知道‘君权神圣’的理论现在是否还站得住脚,但是我相信,除非那个政府负责的人拥有去做他认为正确事情的绝对权力,否则,良治便无从谈起。”


概而言之,当今的中国和世界所需要的不是宪政,而是王政(君主政治)。因为在目前我们生活的时代,即那位博学的美国教授所谓宪法保障时代,我们能够与孔子一道说:“甚至在野蛮人中间。”——如现在俄罗斯贵族那个来自波罗的海省的真正军阀统治下的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Buriats)中间,“都有‘君主政治’,相反,在所谓的文明国家里,现在却没有这种东西”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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