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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正”的文学思潮和“元诗四大家”
2014-12-15    《中国文学... 袁行霈 2061次

元代中期,社会逐渐稳定,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诗歌创作十分繁盛,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诗人。诗坛上占主导地位的诗学观念是崇尚“雅正”。所谓“雅正”,有两层内涵:一是诗风以温柔敦厚为皈依,二是题材以歌咏升平为主导。“雅正”的观念在当时得到许多诗人的认同,后代也有人把这看作元代中期诗歌兴盛的标志。其实,这种观念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正是在追求“雅正”的支配下,此期的诗歌消解了对社会、政治的批判功能,也削弱了抒发真情实感的抒情功能。诗坛上最流行的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和赠答酬唱、题咏书画的题材,仅有少数诗人偶尔能突破这种风气。所谓“元诗四大家”,正是在这种风气孕育下的产物。

     

“元诗四大家”是指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馆阁文臣,因长于写朝廷典册和达官贵人的碑版而享有盛名。他们的诗歌典型地体现出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和风尚,所以备受时人称誉。其实他们的创作成就并不高,不但不能与前代诗坛的大家相比,就是在元代诗坛上也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诗人。四人的诗歌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大致相同,艺术上也比较相近。明人胡应鳞评此期诗风特征,“皆雄浑流丽,步骤中程。然格调音响,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创新规。视宋人藻绘有馀,古淡不足。”《诗薮》外编卷六)正道出了“四大家”的艺术共性。当然,“四大家”的艺术风格同中有异,各人也还有一些自己的特征,这是他们超过当时其他诗人的地方。

     

“元诗四大家”中最优秀的诗人是虞集。他擅长律诗,无论是五律还是七律,都写得格律严谨,隶事恰切而深微,意境浑融,风格深沉。例如七律《挽文山丞相》: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这是元诗中少见的名篇。诗人把深沉的历史感慨溶进严整的艺术形式中,沉郁苍劲,感人至深。虞集虽然宦途比较顺达,但仍然希望到江南故乡归老田园。他的《风入松》词有“杏花春雨江南”的名句,这种意境也常出现在他的诗中。

     

杨载的诗风劲健雄放,主要体现于七言歌行,其律诗则以谐婉见长。

 

范梈最长于歌行,诗风豪放超迈又流畅自如。他的五律专学杜甫,颇有杜诗沉郁凝炼之风。如《京下思归》:黄落蓟门秋,飘飘在远游。不眠闻戍鼓,多病忆归舟。甘雨从昏过,繁星达曙流。乡逢徐孺子,万口薄南州。

     

揭傒斯的诗以清婉流丽见长,有些作品则质朴无华,别有寄托。如《秋雁》:“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此诗暗讽蒙古统治者一面掠夺南人的财富一面又歧视南人的行径,是元代中期罕见的讽刺之作。

     

此期黄溍、柳贯、欧阳玄等诗人也较知名,但他们的成就都不如“元诗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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