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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2017-09-06    汗青网 (清末民初)... 1868次

蔡元培北大校长任命状

蔡元培(1868111日——194035日),浙江绍兴人。蔡元培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12月至19278月,任北京大学校长。1923年后他本人便不在北大,只是名义上的校长。1929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但未到校,1930年获准辞职。蔡元培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有“北大之父”之谓。《<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载19191月《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图为19161226日,黎元洪总统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总理段祺瑞、教育总长范源廉署名。


我自六岁至十七岁,均受教育于私塾;而十八岁至十九岁,即充塾师(民元前二十九年及前二十八年)。二十八岁又在李莼客先生京寓中充塾师半年(前十八年)。所教的学生,自六岁至二十余岁不等。教课是练习国文,并没有数学与其他科学。但是教国文的方法,有两件是与现在的教授法相近的:一是对课,二是作八股文。对课与现在的造句法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海字或水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或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工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所以对到四字课的时候,先生还要用圈发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对。平声字圈在左下角,上声在左上角,去声右上角,入声右下角。学生作对子时,最好用平声对仄声,仄声对平声(仄声包上、去、入三声)。等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学五言诗,不要再作对子了。


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题,止两句,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讲领题,其后分作八股(六股亦可),每两股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作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作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重床叠架了。


我三十二岁(前十四年)九月间,自北京回绍兴,任中西学堂监督,这是我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这个学堂是用绍兴公款设立的。依学生程度,分三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级。今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麐君、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时候第一斋的小学生。而现任中央研究院秘书的马祀光君、任浙江教育厅科员的沈光烈君,均是那时候第三斋的高材生。外国语原有英、法二种,我到校后又增日本文。教员中授哲学、文学、史学的有马湄莼、薛阆轩、马水臣诸君,授数学及理科的有杜亚泉、寿孝天诸君,主持训育的有胡钟生君,在当时的绍兴,可为极一时之选。但教员中颇有新旧派别,新一点的,笃信进化论,对于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随时有所纠正,旧一点的不以为然。后来旧的运动校董,出而干涉,我遂辞职(前十三年)


我三十五岁(前十一年)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那时候南洋公学还止有小学、中学的学生,因沈子培监督之提议,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长古文的,拟授以外国语及经世之学,备将来经济特科之选。我充教授,而江西赵仲宣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继为学监。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我批改。学生除在中学插班习英文外,有愿习日本文的,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即用我的看书法教他们,他们就试译书。每月课文一次,也由我评改。四十人中,以邵闻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澂、胡仁源、殷祖同、谢沉(今名无量)、李叔同(今出家号弘一)、黄炎培、项骧、贝寿同诸君为高材生。


我三十六岁(前十年),南洋公学学生全体退学,其一部分借中国教育会之助,自组爱国学社,我亦离公学,为学社教员。那时候同任教员的吴稚晖、章太炎诸君,都喜昌言革命,并在张园开演说会,凡是来会演说的人,都是讲排满革命的。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本已倾向于民权女权的提倡,及到学社,受激烈环境的影响,遂亦公言革命无所忌。何海樵君自东京来,介绍我宣誓入同盟会,又介绍我入一学习炸弹制造的小组(此小组本止六人,海樵与杨笃生、苏凤初诸君均在内)。那时候学社中师生的界限很宽,程度较高的学生,一方面受教,一方面即任低级生的教员;教员热心的,一方面授课,一方面与学生同受军事训练。社中军事训练,初由何海樵、山渔昆弟担任,后来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来社,他们的领袖章行严、林力山二君助何君。我亦断发短装与诸社员同练步伐,至我离学社始已。


爱国学社未成立以前,我与蒋观云、乌目山僧、林少泉(后改名白水)、陈梦坡、吴彦复诸君组织一女学,命名“爱国”。初由蒋君管理,蒋君游日本,我管理。初办时,学生很少;爱国学社成立后,社员家中的妇女,均进爱国女学,学生骤增。尽义务的教员,在数理方面,有王小徐、严练如、钟宪鬯、虞和钦诸君;在文史方面,有叶浩吾、蒋竹庄诸君。一年后,我离爱国女学。我三十八岁(前八年)暑假后,又任爱国女学经理。又约我从弟国亲及龚未生、俞子夷诸君为教员。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一方面受苏凤初君的指导,秘密赁屋,试造炸药,并约钟宪鬯先生相助,因钟先生可向科学仪器馆采办仪器与药料。又约王小徐君试制弹壳,并接受黄克强、蒯若木诸君自东京送来的弹壳,试填炸药,由孙少侯君携往南京僻地试验。一方面在爱国女学为高材生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并由钟先生及其馆中同志讲授理化,学分特多,为练制炸弹的预备。年长而根柢较深的学生如周怒涛等,亦介绍入同盟会,参加秘密小组。


我三十九岁(前七年),又离爱国女学。嗣后由徐紫糾、吴书箴、蒋竹庄诸君相继主持,爱国女学始渐成普通中学,而脱去从前革命性的特殊教育了。


四十岁(前六年),我到北京,在译学馆任教习,讲授国文及西洋史,仅一学期,所编讲义未完,即离馆。


四十一岁至四十五岁(前五年至前一年),又为我受教育时期。第一年在柏林,习德语。后三年,在来比锡,进大学。


四十六岁(民国元年),我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两项却完全不同,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至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揭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学部旧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两司;改教育部后,我为提倡成人教育、补习教育起见,主张增设社会教育司。


我与次长范静生君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我那时候,鉴于各省所办的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毕业生进大学时,甚感困难,改为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又鉴于高等师范学校的科学程度太低,规定逐渐停办;而中学师资,以大学毕业生再修教育学的充之。又以国立大学太少,规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大学一所。后来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对于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发见一种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这个缺点,直到后来各省竞设大学时,才算补救过来。


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即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人所研究,俟所研究的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此仿德国大学制)。但是各大学未能实行。


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


我认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迄未实行。而我于任北大校长时,又觉得文理二科之划分,甚为勉强:一则科学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则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所以北大的编制,但分十四系,废止文理法等科别。


我五十一岁至五十八岁(民国六年至十二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民国五年,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要我回国,任北大校长。我遂于冬间回来。到上海后,多数友人均劝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整顿不了。也有少数劝驾的,说: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我从少数友人的劝,往北京。


北京大学所以著名腐败的缘故,因初办时(称京师大学堂)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此师生关系,毕业后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我于第一次对学生演说时,即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云云。于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并提倡进德会(此会为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汪精卫诸君发起,有不赌、不嫖、不娶妾的三条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的五条选认戒),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以供正当的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


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抚五、颜任光、李书华诸君来任教授后,内容始以渐充实。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而那时教员中能授比较法的,止有王亮畴、罗钧任二君。二君均服务司法部,止能任讲师,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盘改革,甚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鲠生诸君来任教授后,始组成正式的法科,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见,引起求学的兴会。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


那时候,受过中等教育的女生,有愿进大学的,各大学不敢提议于教育部。我说:一提议,必通不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于是北大就首先兼收女生,各大学仿行,教育部也默许了。


我于民国十二年离北大,但尚居校长名义,由蒋君梦麐代理,直到十五年自欧洲归来,始完全脱离。


我六十一岁至六十二岁(十六年至十七年)任大学院院长。大学院的组织,与教育部大概相同,因李君石曾提议试行大学区制,选取此名。大学区的组织,是摹仿法国的。法国分全国为十六大学区,每区设一大学,区内各种教育事业,都由大学校长管理。这种制度优于省教育厅与市教育局的一点,就是大学有多数学者,多数设备,决非厅局所能及。我们为心醉合议制,还设有大学委员会,聘教育界先进吴稚晖、李石曾诸君为委员。由委员会决议,先在北平(包河北省)、江苏、浙江试办大学区。行了年余,常有反对的人,甚至疑命名“大学”,有蔑视普通教育的趋势,提议于大学院外再设一教育部的。我遂自动的辞职,而政府也就改大学院为教育部;试办的三大学区,从此也取消了。


我在大学院的时候,请杨君杏佛相助。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正与元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战,以他所长补我之短一样。


大学院时代,院中设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后来移交中央研究院,近年又移交中央图书馆。


大学院时代,设国立音乐学校于上海,请音乐专家萧君友梅为校长(第一年萧君谦让,由我居校长之名)。增设国立艺术学校于杭州,请图画专家林君风眠为校长。又计划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但此会开办时,我已离大学院了。


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


我于六十一岁时,参加中央政治会议,曾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诸君提议在首都、北平、浙江等处,设立研究院,通过。首都一院,由大学院筹办,名曰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开办,我以大学院院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我离大学院后,专任研究院院长,与教育界虽非无间接的关系,但对于教育行政,不复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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