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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官曹振镛
2016-06-12    《中国历史... 习骅 1476次

清朝真是一个“奇迹”迭出的时代!算上当太上皇的几年,乾隆爷实际执政63年还多,创了世界纪录,至今无人打破。无独有偶,清朝的大臣中还有个叫曹振镛的牛人,在中央工作长达54年,历3朝、相2帝,一路春风:是乾隆培养的后备干部;受嘉庆委托当过3个月代理皇帝,他老家安徽歙县至今还有“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无”的俗语;道光在位30年,他居相位15年,如非不幸病逝于工作岗位,此公肯定会与皇帝共始终。当他归天的噩耗传来,道光皇帝难过得茶饭不思,哭诉说,你们哪里知道,他最了解我的想法,他贡献大呀!当场把他的二儿子提拔为副部级干部,给曹相本人加谥号“文正”。


“文正”是最高规格的谥号,大约是“学问大、能力强、作风正、立场稳”的意思。据严复统计,有清一代共有大臣2748人,死后谥“文正”的仅8人(曾国藩算一个),平均340多人才轮到一个,比凤毛麟角还金贵。生前占尽风流,身后极尽哀荣,曹振镛的“贡献”到底大到什么程度?


其实,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曹振镛都是公认的庸才。《清史稿》中曹振镛传也就700多字,跟他的政治地位很不相称,但作者也没办法,因为老曹实在没什么丰功伟绩可写,难怪我们对他的名字这样陌生!


关于曹振镛的“成功之道”,有个年轻干部曾请教过他本人,当时曹老是这样回答的: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多磕头,少说话。”


要是相信这句鬼话,那就太天真了。在古代官场上,谁敢不磕头、谁敢乱说话?可混到曹振镛这境界的,古来几人!听其言,不如观其行,还是来看看曹振镛是怎么做的吧。


“三张牌”,奠定了千古“名”相的基石


道光即位之初,康乾盛世余威已尽,国运日下,处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前夜。财政首现窘境,国库储备仅及乾隆盛时的四分之一,这还是账面数字。而官员却普遍失去国初的浩然之气,慵懒萎靡、声色犬马、贪污贿赂,以追逐奢华生活为业,社会风气污浊荒唐,时人多有记录。


在一次官场宴会上,有个客人出门上厕所时,看到几十头死猪横七竖八躺了一地,惊问何故。原来,厨师先将这几十头猪圈起来,拿棍棒追打,猪奔跑呼嚎,相继力竭而死。随后赶紧在猪的脊背正中割取一片肉,做成猪脯一盘,其味香脆无比。据说猪的其余部分腥恶难闻,不可再食,必须扔掉。


满足这类畸形消费钱从何来?羊毛出在公款和百姓身上。驻节今江苏淮安的南河总督,负责治理江苏境内河道,每年支取经费数百万两白银,用于治河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都用在酒肉笙歌上了。


道光决心从杜绝奢侈浪费入手,逼迫干部队伍改变作风,振奋精神,以图重现昔日盛世。为此,道光刚一上任就做了两件事,第一是号召节约,第二是召来阅历丰富、人脉广泛的曹振镛,任命他为军机大臣兼武英殿大学士,即实际上的宰相,配合皇帝开展新政。


在开展节约运动的通知《御制声色货利谕》中,道光规定了3项纪律:节省财政开支,反对奢华浪费;停止各省进贡,减轻百姓负担;严控基本建设,严惩工程回扣。他自己以身作则,不添新衣,经常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上班;除太后、皇帝、皇后外,非节庆不得食肉。每人一碗打卤面为皇后祝了寿,买一只旧皮箱嫁了闺女。纪律严明,盛京将军被人举报常在家里看戏宴客,立即撤职。有一次检阅警卫部队,看到官兵衣着朴素,当场将几位负责人各升一级。道光不但廉政,还十分勤政,事必躬亲,夜以继日,对没有责任心的干部尤其讨厌,绝不重用。


曹相上台后十分低调,没烧“三把火”,只是闭嘴、磕头、旁观,等终于摸清了新老板的底牌,就循着领导思路,因势利导,顺水推舟,不慌不忙跟了三张牌,迅速获得了道光帝的绝对信任,奠定了千古“名”相的基石。


第一张牌。有一次开会,道光一眼就看到曹振镛的裤子打了补丁,便笑着问:“堂堂宰相的裤子也打补丁吗?”曹振镛从容作答:“做新裤子是很容易,就是太贵了,旧裤子打上补丁跟新的一样,何必浪费呢。”道光很高兴,挥笔给宰相题了4个大字:恭俭惟德!


那段时间,曹大人下班后就赶紧往前门外跑,去酒馆饭庄菜市场打听物价,第二天一早就给皇帝送经济情报,顺便再提一两条进一步厉行节约的建议。宰相在政治上跟自己保持高度一致,皇上自然满意,每天与他相谈甚欢,什么重要事情都一块商量。


官员们个个心领神会,人人学习曹相好榜样:上朝绝对不穿没补丁的衣服,散朝绝不忙着回家,围着宰相热烈讨论节俭问题,久久不愿离去。由于曹相和他的同事们推波助澜,京城竟出现了违背市场规律的怪现象:破衣烂衫的价格一路飙升,品相稍好的比新的还贵!有些穷官实在买不起,就创新思路,自己动手,把好好的袍子弄旧弄破,再让老婆在醒目处打块大补丁,活像今天新潮仔裤的做法。眼见新政深入人心,皇帝对老曹更是离不开。这张牌顺势而为,轻松搞定了皇帝。


第二张牌。曹振镛最忌的人是云贵总督阮元,因为阮元是唯一同曹振镛资历相当的三朝元老,他不但人品、文才俱佳,而且政绩斐然:在浙江巡抚、两广总督和云贵总督任上,阮元平海盗、禁鸦片、惩贪腐,打击分裂、垦荒固边,朝野无不折服,曹振镛与他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道光既然胸怀复兴大志,自然会想到阮元;皇帝既然重视干部的工作作风,老曹就有了办法。


有一天,在跟曹振镛谈干部工作时,道光说:“时间过得真快呀,阮元去地方担任主要领导快三十年了吧!当初三十几岁就官居二品,也真是人杰。你熟悉干部情况,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曹振镛马上跟上:“这个人我了解,可以说是才华横溢,工作能力超强,我是没法跟他比的。” 道光很有兴趣:“那你举个例子。”曹振镛不紧不慢地介绍:“云贵地区山高皇帝远,环境险恶,经济落后,民族复杂,自古多事,而且没有小事,件件涉及边疆稳定、国家安全,在那里当总督,一般人不要说出政绩,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都忙不过来。但是阮大人却能应付裕如,再复杂的问题都能迅速解决,还能空出时间召集各路才子吟诗、论文、作画、弹琴,这几年光诗文集就出版了好几种呢,水准很高,洛阳纸贵。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我看这样的干部可以考虑了。”


道光听着听着,脸色由晴转阴,自言自语地说:“要是做诗能把国家做好,那我天天做诗!”


不久,一纸调令把阮元召回北京,安在一个不咸不淡的位置上发呆,直到退休。而道光对曹相的好感却增加了,他觉得老曹是个厚道人,对阮元那样工作态度不端正的干部都净看优点。这张牌因势利导,轻松自如地铲除了唯一对手,曹振镛自此高枕无忧。


第三张牌。道光初期,一些有志大臣受到新政鼓舞,苦心研究国家大事,热情提出改革建议,一时间各种请示报告纷至沓来。道光每天批阅到深夜,乐此不疲,但时间一长,身体有点吃不消了,心里左右为难,却又不好说出口:如长期这样一字一句地看,哪里应付得了;要是不认真看,又怕漏掉真知灼见,耽误工作。


等到道光终于累病了,曹振镛及时跟皇帝谈心:“大家现在都在努力工作,文件多了,好点子也多了,这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好兆头。怕就怕有的人打报告不是为了工作,只是为了愉悦皇上,最好留点心。”


道光深有感触,喟然长叹:“那有什么办法呢,皇帝是个苦差事啊。要是报上来的都是为国利民的好文件就好了!”


曹相微微一笑说:“我倒有个想法,不知行不行?您每天随机从报批件里抽阅几份,找出错字、别字、漏字、重字等等,用朱笔点出,该批评就批评。您连书写错误都能发现,下边研究工作自会更加认真,报告质量就上来了,注水文件就少了。”


此法果然灵验,道光不但省力省心,还给大家勤于政、敏于事的深刻印象。而大臣们从此“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至于发表对国是的见解和主张就更谨慎了,轻易哪敢下笔。这张牌顺水推舟,使得所有人都噤若寒蝉,而曹振镛从此则一言九鼎,权势冲天。


庸官误国,只因懂得下有“顺”策


曹振镛的3张牌贯穿了一条主线:上有政策,下有“顺”策!其操作规程看起来并不复杂:先琢磨清楚老板的基本思路,再顺着老板的心思紧跟,而且跟得很到位,甚至还超过预期一点,然后就静静等着领赏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已有之,但以“对策”对付政策明显是对着干,成功率低,风险大,是下级与上级博弈的低级形式,只要态度坚决,一般不难破解。相比之下,上有政策、下有“顺”策隐蔽性强、技术含量高、成功几率大,基本属于稳赚不赔的买卖,是下级对付上级的高端技艺。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曹振镛能让三任万岁爷满意,能让道光帝“恩眷之隆,时无与比”,可见他玩弄这套把戏是多么出类拔萃。这个啥也不干的庸人,只因为读懂了人性的缺陷而位极人臣、居高不下,令人摇头叹息,徒呼奈何。


曹振镛孜孜以求的是个人的政治地位和家族荣耀,却以摧毁国家前程为代价,与经济腐败相比,这种政治贪腐行为,性质更恶劣,后果更致命。


曹振镛的荒唐成功,逐渐消解了整个干部队伍对国家的信心、对朝廷的期待,为清王朝的急速下坠加了油门。当时官场中人大都以曹相为楷模,苦心钻研如何应付皇帝、如何让皇帝高兴,对自己没好处的事情没人想、没人干,能推就推,能糊弄就糊弄,逐渐造就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即使偶尔出现以天下为己任的好干部,也无出头之日。


龚自珍是一位力主革除弊政、抵制侵略的栋梁之才,眼看大厦将倾却没有用武之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悲鸣,反而遭到嫉恨,被迫在48岁的盛年下岗回乡,不到一年活活气死!后来好不容易出了个林则徐,却被曹振镛亲自培养的接班人穆彰阿,扣上屎盆子,发配新疆,国家再无能臣。


正直的老干部王鼎实在看不下去,又使不上劲,干脆留下遗书,以自杀来劝谏皇上。本来曹振镛培养的人各打各的小算盘,如今却默契地抱成团,集体做局欺骗皇帝,比治国理政的本领高明多了:他们首先控制了王鼎的家属和同党,然后烧了王鼎的遗书,最后郑重给皇帝打报告说,老王年纪大了,家里遇到点不顺心的事,一时想不开就自杀了。可怜王鼎白送一条命,皇帝蒙在鼓里,至死不知真相。面对突发事件,把上级作为“应对”对象,欺上瞒下、不择手段,是不负责任官员的共同表现、本能选择,目的一定是维护私利,古今概莫能外。


而大清此刻身处何世?蒸汽机已经问世百年,英国铁路总长度已与今天接近,欧洲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西方工业文明的巨舰,正开足马力撞向东方农业社会的小舟,清廷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中国社会风雨飘摇,如果没有开山填海的大手笔,国家和政权的崩溃毫无悬念。


而恰在此时,大清官场庸才遍地,没人想担当、没人能担当、没人敢担当,以中国之大,从来不缺人才,在这要命的时候却闹起了人才荒。鸦片战起、太平军兴,各级干部先是“互相隐讳,莫敢上闻”,后是手足无措,一退到底,一场本可打赢的仗打输了。《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签订的。


其实,早在曹振镛被谥“文正”时,就有明白人挖苦说,叫“不文不正”更恰当!但曹振镛这类长于上有政策、下有“顺”策的人,总是装出一副政治最正确、执行最坚决的样子,其实他们对政策的远大目标和精神实质根本不在乎,在乎的是如何作秀才能引起领导注意。即使是打击政敌,也要顺应上意,绝不蛮干自戕。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取超级利润,至于政策、蓝图之类,顶多是蝼蚁之辈攫取功名利禄的顺手工具;虽贵为皇帝,也只是一座盛产功名利禄的矿山,不采白不采。什么江山社稷,与我何干!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明枪、是明伤,明枪易躲、明伤易治;上有政策、下有“顺”策是暗箭、是暗伤,暗箭难防,暗伤难疗。顺策造成的危害当时很难看出来,潜伏期又长,到了发作的时候,救都来不及。更绝的是,即使酿成天大的祸事,也追究不到曹振镛这类高人,自有一把手负责。直到好处都归了奸臣,恶名都归了皇帝,这类游戏才算结束,这是老曹们的高明之处,也是君父一体的政治体制的吊诡之处,皇帝们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这不,现在大家都痛骂道光帝丧权辱国,有人想过曹振镛之流的“功劳”吗?另外,假如你遇到了曹振镛这样的下级,你有什么办法有效制约,超越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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