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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懂穷人
2016-10-06    《北京青年... 杜昌华 2096次

日前,我的家乡英山传来这样的一则消息——


2016921日晚,在外打工赶回英山的叶某发现一对儿女死在了家中,其妻下落不明,遂报警。经查,其妻因长期家庭矛盾,加之性格偏执,将自己一对亲生儿女杀害后自杀未遂。


母亲为什么要一而再地毁灭自己创造的生命?


本文中我不想舔伤口,不想煽动仇恨,我只想告诉大家穷困是一种生活状态,它是对肉体和灵魂的摧残,它是社会的癌症,如果我们不能让社会的肌体更健康,还会有母亲在绝望中疯狂。


写悲剧不是嗜好悲剧,而是为了让善良的人们提高警惕,警惕悲剧,消灭悲剧。


房子在农村完全不一样

几乎是农民的全部家产


蜗牛为什么要造一个壳?中国人为什么要拼命买房?


这个壳寄放你的肉体,安放你的灵魂,为你提供最起码的安全感。


我家的房子是村里的两间牛棚,长约十米,宽两米多,进门都要低头。房子东头是土灶和水缸,中间是矮饭桌,西头两张床,全家七口就睡在那里。


我就出生在这牛棚里,一直生活到九岁。


上大学时看过《李顺大造屋》,我哭了。房子是李顺大的命。作者懂农民,他把屋顶下的空间和农民命运的关系揭示得那么生动。


现在在城里打工的年轻人租住一个小房,除了拥挤,它并未给人更多的压迫和折磨。在农村完全不一样,他几乎是农民的全部家产,很多东西跟它捆绑在一起,比如说孩子将来能不能找到媳妇。


我的哥哥们就找不到媳妇,一直到现在,这和当时没房子很有关系。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谁跟你?


二哥在临去世前,最大的愿望是为孩子们造一个房子。他把我寄回治病的钱,全都用于造房子。


200599日,夕阳西下,二哥在躺椅上指挥大家搭好最后一个台阶,房子终于落成了,当晚他就闭上了眼睛,时年50岁。他把人生最后的一点精力都用在了这个房子上。


我趴在二哥的棺材上哭晕过几次,有谁知道我为谁而哭?


十年后,二哥的女儿出嫁,在同一个地方我又哭得全身稀软,又有谁知道我为谁而哭?


我看着这碗冒尖的米饭

全身都在微微颤抖


1975年,我虚岁12岁。四月,去年分发的烂红薯口粮早已吃完,父亲借来8块钱,叫我翻过大别山,到安徽霍山去买粮食。


一天清晨,天刚麻麻亮,我扛起扁担,袋子绑在扁担头上,和张窑匠出发了。张窑匠偷偷到安徽去做瓦挣钱,他为这事挨过很多次斗。


过了东河就是公路,这条公路从县城往北,一直通往英山北界的红花,翻过红花就是霍山。红花离我们家80里,公路上有公共汽车可以到红花,车票是8毛钱。我们没有车钱,只能走。


第一站是60里外的草盘地,找到在那里修电站的我大哥,歇一晚,第二天上午到红花,下午到霍山太平畈,全程120里。太阳还有五丈高时,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山冲,山谷里有一独家。窑匠说这里就是霍山县太平畈。


窑匠把我交给一对夫妇,说要找他的一个徒弟,看看哪里能买粮食。


这对夫妇给我做了一碗米饭。半年来我都在吃烂红薯,偶尔能喝到一碗大米稀饭,米饭的味道似乎很久远,很陌生。


两口子点起一盏油灯,给我盛上一碗米饭端到桌上,还有一碗青菜,他们并不吃,在忙自己的事。


我看着这碗冒尖的米饭,那样白,那样香,香气从嘴里钻进去,走遍全身,有一种催麻的作用,我觉得全身都在微微颤抖,身子好像在一寸寸发软。没有力气拿起筷子,我看着米饭两眼发呆。


窑匠还没回,这要买不到粮食怎么办?


心底里漾起一种悲凉和恐惧,传遍全身,身子抖得更厉害,手在桌子上,根本抬不起来。眼泪在眼眶里转,终于越过眼眶,顺着鼻子流到嘴上。


我抽噎了几下,突然放声大哭,人很快瘫倒在板凳上。


主人两口子听到动静赶快跑过来,问我怎么啦,拍我的后背和胸脯,我一面哭,一面全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们慌了,连连说这可怎么办,来了个小客人,不吃饭,只会哭,又找不到医生,怎么办哪?


看他们那么着急,我不忍心,不敢再放声哭了,只是不断抽噎。两口子见我不再大哭,劝我吃饭,我嗓子全是硬的,也没了饿的感觉,还是一口没吃。见我平复了很多,他们卸下一块门板,找来一床被,叫我睡下,他们自己也去睡了。


这一躺下,才知道像被人捆着痛打了一天一样全身酸痛,我12岁了,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山路。


12岁,往返两百多里地

我扛回两袋救命粮


吃过早饭,我把稻子分装在两个深棕色的化肥塑料袋里,别过那家人和窑匠,独自上路。我要再走120里,把这救命粮挑回去!


山路很窄,两边是荆棘和灌木,扁担无法横在双肩上,只能单肩挑起,让两袋子东西和人在一条直线上前进。山路陡峭,我身高不够,即使让扁担前高后低,前面的袋子仍然拖在地上。竹子扁担十分光滑,扁担倾斜角度过大,在肩膀上根本按不住,前面的袋子直往身上撞。


一步一步往前挪吧。用得最多的左肩很快磨破了皮,我把破褂子脱下来,作了垫肩。这样上身,完全失去了对茅草和荆棘的防护,很快身上就满是拉伤的小口子,汗水一泡,像撒了盐一样生疼。


来时跟着窑匠,觉得路并不难记,但现在一个人走在山里,每走一段就得想想路对不对,只有见到路边有眼熟的歪脖树和怪形怪状的石头,我才敢相信自己走对了路。


脚上的两个血泡完全破了,薄薄的鞋底完全挡不住石头子咯,硌一下就像拿棍子捅一下。


一步一挪,终于都能看见红花公路了!心里高兴,脚底没留神,一脚踩空,跌下了一处土坡。赶忙翻身看两袋子粮食,万幸,袋子还没破!


我爬了起来,这才感觉到右腿疼得钻心,踝骨上方一寸的地方撞在了石头上,破了半寸长的口子,往外流血。在破褂子上撕下一条衣服边,绑了绑,系好扁担,继续和我的两袋粮食一起慢慢往前挪。


终于,在太阳离西山还有几丈高的时候,我走完了40里山道和10里公路,找到了大哥的工地。


第二天,吃过早饭,大哥把我和粮食带到公路边,拦了一辆工地到县城拉水泥的货车,让司机捎我到我家的河对岸公路上。


挑着粮食走到河边,傻了!不知是上游下大雨还是水库放水,河水比出发时涨了一倍还多!


水深齐腰,两个袋子被水流冲击,根本就不受我控制。我紧紧抓住扁担,不敢稍稍松手,只要一松手,这两袋救命粮食就不知道要漂哪去了。


河水越来越深,都到胸口了,脚经常踩不到底,我和两个米袋子都在水面上漂着。漂着也不能撒手!我不会水,那种失重的感觉让我恐惧。我扯着两袋子粮食,拼命往河东走。


终于,我扯到了一根河东岸伸到水里的柳树枝,我和我的粮食终于被水流冲到了河东岸。上岸回头一看,真是后怕,大概斜漂了两里路!


30年过去,每当我回头看到右腿上那个酒盅口大的伤疤,就能回想起那次买粮的每一个细节。小腿的伤口,因为得不到消毒治疗,一直溃烂到第二年,都能见到骨头。后来是到杨柳医院打了几针青霉素,才慢慢愈合。


血管瘤破裂

我第一次听到人把我和“死”连在一起


穷人不只是感到寒冷,他们的生活中也有温馨和欢乐,尉医生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19743月,再过两个月我11岁。下嘴唇离右嘴角大约两厘米的地方,鼓起一个小肉包,像粉刺,不痛不痒。“粉刺”渐渐长大,有半粒米大。这“粉刺”一碰就出血,而且流血不止。


四月,村里来了两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和女人,是武汉“湖医”来的医生。我麻着胆子,让他们看看我的“粉刺”,女的掰开嘴唇瞧了瞧说:“恐怕是血管瘤,直通血管,要用激光烙。”把血管瘤和激光的事告诉了家里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们是什么,也没有人提出治疗的建议。


“粉刺”到半粒米那么大就不再长了,出血越来越频繁,时间也越来越长,好在每次用手指压着,最终都还能止住。


日子,每天在放牛打柴上学中度过。那时的上学是学工学农,开山种茶劈山填湖,上学比在家里还累。每天晚上,把自己放倒在稻草铺就的床上,立即像死狗一样只有鼾声没有了知觉。


五月是抢种早稻和抢收小麦的“双抢”季节,学校照例放农忙假,让孩子们在家里充当割麦插秧的主力。每天十多个小时高强度的劳动,人只要一沾床铺,立即进入黑甜乡,与其说睡着了,还不如说是死去,第二天天刚亮,大人需要连喊带推,才能把这些“死人”唤醒,再让他们拖着僵尸一般的身体到田地里劳作。


一天早上,天麻麻亮,我自己醒了过来,想翻身坐起,却头沉得像被石磨压住,怎么也起不来了。用手撑住竹垫子,却满手都是一种黏黏的东西!赶紧叫母亲点亮油灯,鬼火一样的油灯亮起,母亲突然尖叫一声,油灯差点掉到地上!


我借助微弱的灯光看了看自己,见自己上半身躺在血泊之中,竹垫子上也都是血,有的血已经半干,黏黏糊糊的,像熟透了的苦瓜瓤子。


这些血都是从那“粉刺”里流出来的!现在血已经不外流了,也许我身上的血已经放干了。父亲赶紧起床,只听他说伢儿脸色像黄蜡,要送医院。


天大亮,父亲背起我前往杨柳医院,我头晕晕的,全身软得像面条,紧紧黏贴在父亲瘦得没一点肉的后背上。


到杨柳区医院,父亲把我放在一个屋子外间的木长条椅子上,自己进到里间,求一位医生。


“你这伢儿血管瘤破裂!要到武汉用激光烙,我们治不了!”医生很坚决地说。


“你们好歹试试?我向你们保证,治死了算我的!算我的!你们放心治,好不好?我不认字,你们写上,我按手印,好不好?”父亲在哀求医生,我第一次听到人把我和“死”连在一起,就像有人往自己身上灌冰水,冷的直抖。


“你说得轻巧!我们治不了!我们负不起这个责!到别的地方想办法吧!哪里也治不了!”医生冷冷地坚决地回绝。


父亲没再说什么,他走出里间,把我又背在了背上。我像面袋子一样趴在他背上,感到他的身子在一下子一下子地抽动。


父亲走出医院,在路口犹豫了一阵,好像要决定往哪里去。他说,我们到西庄畈管理区卫生所去试试吧。


父亲背着我翻山过河,15里路,没有歇过一脚。终于到了西庄畈卫生所。


半碗炖肉

是我在生死线上转了一圈得到的唯一补品


卫生所坐落在一个面向土门河的小山上,有大概十来间土坯房。父亲背我进了其中一间诊室,进来了一位男医生。


这医生二十二、三岁的样子,中等身高,国字脸,脸皮白净,不像乡下人。他仔细看了我的嘴唇,说我恐怕已经感染,身上已经有浮肿,他愿意动手术试试,看能不能把流血的缺口缝起来!


父亲很感激,问医生叫什么,他说叫“尉应年”。父亲讲了在杨柳医院的遭遇,尉医生皱了皱眉,说那医生是他师傅。


当天下午,我就要做手术。


医生没来,我就独自先走进了手术室。


手术室是和诊室一样的土坯房,门口挂着半块白布,上面有三个红字——手术室。屋内有一张蒙着白床单的床,一张桌子,桌子上有几个铝皮饭盒,放着刀剪药棉之类的东西。


尉医生叫来一个护士做帮手,让我躺床上,给嘴唇上打了一针麻醉,又往我脸上蒙了一块有洞的白布,就开始通过洞口在我嘴唇上做手术。


医生用刀切开血管瘤时,我嘴唇已经变成了一块木头,感觉不到丝毫的疼。那地方离耳朵不远,能够清晰听到刀子的切割声。


手术不多大会儿就做完了,我被扶到病房休息。那是这个卫生所唯一的一间病房,在十来间土砖房的西头,屋里有三张床。


入夜,麻醉也醒了,嘴唇很痛。我不能吃饭,打了一针葡萄糖。母亲陪着我,小心安慰我。


熬过了第一晚,第二天我就可以起床了,只是精神恍惚,两条腿不停打辫子。


麻烦的是,我浮肿越来越厉害,没有任何补品,早上喝稀饭,中午和晚上是一碗米饭,加半碗煮豇豆。


哥哥们在占河水库工地,离家80里,父亲在大队茶场,只有母亲陪着我。父亲来看过我两次,有一次说借到了一斤肉票,又借到了74分钱,他于是淌过土门河,到水口桥合作社买回了一斤肉。


这一斤肉本是不大的一块,一头是骨头,一头是肥肉,肥肉被母亲割下来熬油,剩下中间一块半瘦半肥的煮熟了,盛在一个小饭碗里,母亲让我吃下去。


那年头,一个人一年只有一斤肉票,所谓吃肉,都是过年时在一堆面条或者菜里,有那么几片肥肉。那肉没人舍得吃,通常是吃下面和菜,把肉剩在碗里,下次来客人,再把他们放进碗里。到亲戚家拜年,往往就有这么一碗面和这么两片肉,面是新煮的,那肉就不知道有几个放在嘴边舔过了。


面对这半碗纯肉,我实在感到受之有愧,觉得吃下它是罪过。让母亲吃,她坚决不吃,一定要看着我把它吃光。这半碗肉就是我在生死线上转了一圈得到的唯一补品。


一周后,我出院了,母亲千恩万谢别过尉医生,带我出院了。


过几天,尉医生步行15里,翻过几座山,到我家做过回访,开了些利尿消炎的药,让我消肿。尉医生永远白白净净,脸上永远是祥和的微笑,走到我家黑屋子,屋子马上就亮了许多。


冒领卖粮款

母亲却没有责怪我们


物质匮乏有时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它侵蚀还没成熟的心智,用屈辱和绝望给你永久的创伤,让它溃烂、钙化。


深陷冰窟而没有冻死,那一定是你找到了足以对抗寒冷的热源,我有足够的能量源,比如母亲。


1974年,生活空前困难。二哥脑子灵活,发现粮管所收粮和领钱不在同一地方,有冒领的可能。他仿冒了一张几元钱的卖粮收据,叫三哥去冒领卖粮款,我11岁,跟随三哥望风。


我们的计谋第一眼就被人识破。粮管所给派出所打去电话,来了两个人抓走了三哥,我全身筛糠,尾随其后。三哥抓进派出所后,我一直蜷缩在派出所外不远处。


派出所又给村里打了电话,这是我们最害怕的。


下午三哥放了出来。兄弟俩一路回家,一路无语,我仍然停不住全身哆嗦。走到离家一里多路的地方,看到一个小脚老太太摇摇晃晃地向我们移动,那是母亲!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一顿怒骂和皮肉之苦在所难免!


距离在一步一步缩短,心跳在一下一下加速,等到面对母亲,出人意料,她的面孔上却是微笑!“你们干的好事,能干呀!”然后再无二话,默默领我们回家吃饭。


四十年过去,母亲的表情还像面前的油画一样清晰,甚至每一道皱纹的走向。母亲面色发红,明显气怒,但用僵硬的笑容盖住气和急。


这应当是母爱的本能。可是为什么还有母亲要砍杀孩子呢?这样的母亲一定是迷失了心智。


这件事后不久,有一天母亲突然拿了一个破布袋子,说要和毛正英细奶出远门。


我很奇怪,她这小脚能到哪里去呢?到哪也不能不带着我这个小尾巴呀?


三天后的黄昏,母亲回来了,袋子里是几块干的苦地瓜片,原来母亲和毛奶奶到安徽太湖要饭去了。


母亲说,她开不了口,都是毛奶奶要来的,分给她一点。毛奶奶还在太湖,她实在放心不下孩子,提前回来了。


我至今不知道。来回120里山道,母亲的小脚是怎么一下一下钉过去的。


如果健在,母亲今年正好一百岁。


母亲出生在鹿溪冲一个叫花桥的山沟里,六岁时我随母亲去过她那已经没有娘家人的娘家,我听到地里有人叫母亲的乳名,母亲叫“爱儿”。


母亲几乎从来没得到过爱!


她生下来不久外婆就死了,外公是地主,有一个妾,她将母亲卖到太湖做童养媳。母亲生了一身疮,被人退了回来。母亲再次给到几十里外的周家做童养媳,婚后不久,丈夫征兵死在外面,带着两岁的大哥改嫁给我父亲。在杜家几十年,母亲不知道什么叫温饱,只有无穷无尽的劳作。五个孩子,猪、鸡,做饭、浆洗缝补衣服,全是她的事。


母亲并不怎么抱怨,相反,她还有天生的幽默,我现在的幽默感有八成来自她的遗传。我还记得她说过的许多有趣的话,比如说“女人三宗狠,一哭二饿三吊颈”。


母亲去世于1991年,享年75岁。


接到母亲病危电报到我赶回家已经是第三天下午。母亲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生命迹象,但身体还是热的,也似乎还有一丝意志,我叫了几声娘,她眼窝里流出了眼泪。大概十分钟后,母亲再也没有了任何反应!她用最后一丝生命,支撑了三天,等待她的心肝宝贝归来。


我大叫一声,哭死过去。


醒来后,天已黑净。我撵走了所有人,我还要和母亲睡在一起,像小时候一样,像我大学回家探亲那样,用胸口暖她那冰凉的小脚。


早晨,我挪开母亲的枕头,在底下稻草中发现一个小袋子,倒出来一看,是我几岁时的两件玩具:一个打火机,一粒鹅卵石。这两样东西,我已经有二十多年不见。现在,它们躺在我北京家里的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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